海淀教科院院长: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也需建立正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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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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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未来网(中央新闻网站)北京4月17日电(记者梁希理)“引导、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同时,也要保护培训机构的合法权益。 这就涉及在治理中明确目标定位,什么需要治理什么需要保护。

”在“促进校外培训机构健康发展”高峰论坛上,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吴颍惠说道。

  今年,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此后多项政策文件连续出台,都直指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严整。

  吴颍惠说,这使得教育系统第一次认真地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纳入教育管理的视野范围里。

“在这以前,教育研究者更多在做校内教育体系的研究。 研究者们现在需要去考虑的是校内外教育协同教育、协同育人的问题。

”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吴颍惠未来网记者梁希理摄  近几年,校外教培机构得以肆意发展的原因在于,校内教育基础资源紧缺,存在严重的择校、择班难问题,家长明显愿意从校外获取个性化的教育来应对校内教育的不足。   吴颍惠指出,校外教育培训理应与正常学校教育相互补充、相互依赖、错位发展。 “错位发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思想错位。

错位发展不等同于思想错位。 ”  吴颍惠所指的“思想错位”是,基础教育在大抓素质教育、促进孩子全面发展时,校外教育在加重学生负担的问题,“校外教育应该给主流教育帮帮忙、助力不添乱。

”  在她看来,引导、治理校外教培机构科学有序发展,还有六个“明确”的问题需要直面:  一.明确法律依据。

校外培训机构有其独特的运行规则,在深化治理过程中,我们的法律依据在哪?她指出,目前各地在治理中,大部分教育系统下发的还是《条例》,而这意味着治理和取缔的法律还不明确,“现在我们治理的法律依据来自新民促法第四十一条内容。 ”  她认为,在新民促法第四十一条内容里,对行政部门的权利作出了限定:监督权、信息公示权和管理权,但却没有明确“取缔”的权利。   二.明确监管制度。 吴颍惠认为,监管制度最核心的是准入和退出机制,“但现在准入制度缺乏统一标准,而退出制度则根本就没有。 ”  吴颍惠举例,“某些培训机构想要进行注销,它就需要进行资产核定、资产认定、法律手续等复杂手续。

但往往这么严格的手续下,机构难以撤销,这就使得现存的机构体量很大,但是真正要对培训机构进行监管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么大的数量。

”  三.明确管理机制。 目前各个地方教育局成立起“校外培训办”“社会教育科”等科室,都是为专门管理校外培训机构而设立的。 “但是他们的主要管理职能还在审批和文件精神的上传下达、政策的落实和执行上,对培训机构的教学工作的监管仍是盲区。

”  四.明确治理目标。 引导、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同时,也要保护培训机构的合法权益。

吴颍惠说,“这就涉及在治理中明确目标定位,什么需要治理什么需要保护。

”  五.明确质量标准。 引导培训机构发展,建立“负面清单”,也要建立“正面清单”;既便于社会监督、约束办学者行为,也引导市场有序竞争。

吴颍惠认为,目前对教培机构的治理更多还停留在执法问题上,如机构的卷款逃跑、虚假宣传、办学环境安全等,缺少对机构办学质量的监管。   六.明确执法边界。 针对教培机构的治理,教育系统目前的办法就是提出整改、而对整改不到位的进行通报批评、取缔资格,但这都需要一个漫长的程序。

吴颍惠认为,各地在积极探索治理校外机构时,不仅靠教育部门进行治理,还要建立起与公安、民政系统等联合的执法体系。

作者:梁希理编辑:张欠欠。